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大明在位最久的皇帝朱翊钧病死，太子朱常洛即位，这个极度悲剧的皇帝只做了仅仅一个月的皇帝就随着先帝走了。他儿子朱由校于九月即位，是为天启帝。

明朝这一年基本上都是在给皇家办丧事，原本政治已经腐败到了极点的大明，加上皇位更迭频繁，统治集团内部的党争异常激烈。

而远在辽东的熊廷弼性情刚直，因不徇私受贿，不曲意逢迎，得罪了阉党魏忠贤，天启皇帝听信谗言，下旨将熊廷弼解职，以袁应泰为辽东经略。

就在大明内部混乱，边疆不稳之时，后金的努尔哈赤正虎视眈眈，龇牙咧嘴，等了多年的机会终于来了。

辽东经略袁应泰为官倒还精明强毅，有志于辽事，但他不懂军事，到任以后，一改熊廷弼的作风，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企图伺机和后金决战，收复抚顺。很显然，袁应泰的这种想法不切实际，以当时的辽东区域来看，明朝和后金对弈，主动权早已属于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自起兵攻明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特别是萨尔浒之战大败明军，八旗劲旅士气正盛。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数万大军分八路直逼沈阳。不日即挥师猛攻沈阳城池，形势已经很危急了。

就在沈阳战况垂危的紧要关头，城外浑河之畔一支由明末著名女将秦良玉派来的数千土司兵跃跃欲试。《明史》中记载秦良玉部历经沙场，战无不胜，所部号称白杆兵，“素为远近所惮”。

当时秦良玉派遣了自己哥哥秦邦屏统领这支劲旅赶赴辽东，于明军总兵童仲癸、陈策两部共计约万人屯兵于沈阳城南30里处。后金大军集中兵力攻击沈阳，袁应泰惊慌失措，竟然忘记调动这支劲旅援救。

沈阳城坚守了不到一天就被攻破，战败传来激起了明军血性，诸将皆愤然请战，偏将周敦吉请战最急，总兵童仲癸命令他和秦邦屏的土司兵渡过浑河，这支四川土司兵皆强悍能战，装备了川东少数民族特有的利剑大刀和锋利的长柄竹矛，身披铁甲外又再套一层厚棉，刀、箭不入。

努尔哈赤突然看见这支奇特的部队出现在自己眼前，急忙命令右翼四旗兵出击，准备趁刚上岸的明军还没扎好营，一鼓作气歼灭，没料到才交战一回合，便被迎头痛击。

骁勇的八旗兵集结兵力几次冲锋，都没有冲破土司兵的阵营，这些土司兵虽然人数不多，却都不畏死，组织严明，所使用的又是上带长刃，下配铁环的奇怪兵器，不同于平时的明军，使得八旗军很不习惯，后金军打头的精锐红巴甲喇军数经恶战被击败，八旗军上下震惊万分。

努尔哈赤那吃过这样的亏，调遣后军前来相助，土司兵根本不畏生死寸土不让，连续击退八旗强劲的猛烈攻击，挟着攻占沈阳胜利之余威的八旗劲旅，竟然在四川土司步兵的抗击下，“死于枪弩者数千人”，后继骑兵也被打的纷纷坠马。

但是经过严酷训练的八旗军亦非常顽强，不停的组织兵力冲锋，双方激战多时，尽管土司兵已非常饥饿疲惫，而八旗虽以众击寡，却依旧胜负难分。

连后来清人史料中也记载道：“明之步兵，皆系精锐兵，骁勇善战，战只不退，我参将一人，游击二人被擒。”

就在双方势均力敌之际，已投降后金的原明朝抚顺降将李永芳，以千金急招明军败兵当炮手，用沈阳城中的大炮居高临下猛轰骁勇血战的四川土司兵，努尔哈赤再调重兵重新攻击，可怜的土司兵在5倍于己的八旗兵又配有火炮的明降兵的射杀下失败，土司兵统帅秦邦屏以下数千人战死，其残部过河于总兵童仲癸处汇合。

就在土司兵力战八旗兵之际，南岸的童仲癸、陈策率领的3000浙兵也在离浑河五里处列兵布炮，扎营准备响应。

经过这次交锋，努尔哈赤心有余悸，再三告诫八旗军不能轻敌，并故意强调对岸的童仲癸所率的皆是土司兵，以此警醒部下。

八旗军渡河强攻，对明军实行包围，浙江兵和土司兵一道奋起迎战，八旗兵以精锐骑兵猛冲，明军以火器相迎，后金军队惨遭重大杀伤，坠马者达3000多人，然而八旗军也不是吃素的，毫不惧怕，继续强攻，明军终于打光了弹药，两军短兵相接，总兵陈策因战陨身，川浙兵虽以寡敌众，仍然坚守战场，胜负未分。

总兵童仲癸派人向辽东经略袁应泰求援，然此时的袁应泰早已吓破了胆，竟以后金军过于强大，即使派兵也不能扭转战局为由拒不出兵。

双方血战至傍晚，八旗援兵又赶到战场，童仲癸见援兵迟迟未到，遂与部众将士抱成仁之心，回马杀向数倍于己的后金军，最终除极少数官兵幸回辽阳以外，童仲癸所部大小将校共120多人全部义无反顾，悲壮殉国。

浑河南北大战，让轻松取得沈阳的八旗军意外遭逢劲敌，连续多次恶战，多次失利，备受艰苦。

尤其是秦良玉所派出的四川土司兵，面对数倍强敌时的壮烈表现，是极令人敬佩的。后来兵部尚书张鹤鸣曾经评价此战说：“浑河血战，首功数千，实土司之功”。

清朝的魏源也感慨：“此役，明仅以万余人当我数万众，虽力屈而覆，为辽东用兵以来第一血战。”

可以说，浑河之战，是明军继萨尔浒之战以后最具声色的一场野战，明军以少抗多，以步抗骑，而有的八旗竟被惨烈所摄不战而败逃，在整个明朝于后金的较量中，仅此一次。就算精锐的关宁铁骑也不见得有如此实力，不得不说，秦良玉威武，川兵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