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曾两次托孤给了三位大臣，下面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李世民第一次托孤约略在贞观二十二年，李世民去世前一年的一次公开宴会上，正式托孤于李世勣;第二次是在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李世民去世的当天，托孤于长孙无忌与褚遂良。他们的对话《资治通鉴》记载如下：

“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谓太子曰：“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又谓遂良日：“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谗人间之。”

前两句话是托孤常用之语，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关键是第三句，李世民对褚遂良说的这句话，包含了三层含义：其一，长孙无忌是忠诚的，他为大唐江山立了大功;其二，李世民担心以后有人挑拨李治与长孙无忌之间的关系;其三，希望褚遂良到时能够起到调和李治与长孙无忌矛盾的作用。

能够成为担当托孤重任的大臣都是皇帝最信任的人，而且长孙无忌是李治上位最为坚定的支持者，二人还是甥舅关系，那么李世民为何还要担心李治与长孙无忌的关系被馋人离间呢?他的临终遗言有何深意?

这其中突出体现了权力斗争的复杂性，李世民这样托孤安排的前提是他认为李治过于懦弱，无法控制错综复杂的局势，所以处心积虑地安排了一个处处制衡的托孤大臣班底。

早在贞观二十二年初，李世民就树立起了长孙无忌的权威，任命他为校检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事，把握三省大权，可谓权倾朝野，为长孙无忌扶保李治顺利登基铺好了路。但位高权重是一把双刃剑，将如此利刃交给长孙无忌李世民也有所担心，既希望长孙无忌能够全力为李家服务，又担心他权力太大对儿子形成威胁。

这涉及到皇权与士族权力平衡的问题，两大权力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皇权既要依靠士族，形成有效的统治力量，又要限制士族，避免权力太大而颠覆皇权，所以必须引入第三方势力起到牵制作用。

唐朝时，士族对皇权的影响已被削弱，但关陇集团这一门阀士族集团仍是建立大唐政权的基础。贞观初年，李世民大力扶持政权中的寒微人士与庶族地主，比如魏征、马周、刘洎、张行成、张亮等人，并且重视科举取仕，希望进一步削弱关陇门阀的影响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随着李承乾与李泰的太子之争与李治的上位，李世民被迫调整了这一策略。李世民认为李治虽然仁孝有加，但魄力不足，过于懦弱，无法接过他的大旗，继续打压士族，所以清洗了岑文本、刘洎、张亮等人，转而依靠士族的强大力量，希望实现皇权的和平过渡。但这并不是说李世民完全依靠了士族力量，从托孤的三个人的背景来看，无处不在体现这制约。

长孙无忌是鲜卑贵族，根正苗红的关陇士族集团，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李治的铁杆支持者。是李世民托孤的中坚力量。

褚遂良的祖上仕与梁陈，父亲褚亮是原是陈朝官员，后仕于隋，隋灭后以文学出众被李世民招揽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可以说，褚遂良代表着南方士族力量。

李世勣是大唐元勋，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代表着庶族势力，而且他战功卓著，为人和善，战功与赏赐大都分给部下，在军队中有着无可比拟的威望。所以李世勣不但代表庶族势力，还代表着军队势力。

所以，李世民如此托孤安排有如下三个期望：

其一，对三人充分的信任，希望三股势力在三人的领导下都能团结到李治的周围。

其二，希望三人代表三种独立的立场，都效忠于皇帝。李世民遗言中对褚遂良那番话说明了他应该起到的作用是：在皇帝与长孙无忌之间起到主持公道与调解的作用，并能时刻提醒长孙无忌，尽忠皇家，恪守本分。

其三，李世勣与褚遂良作用基本相同，对长孙无忌这一中坚力量起到牵制作用，只不过褚遂良在明，李世勣在暗。为此，李世民瞒天过海，专门安排了一场表演：临终前故意将李世勣贬为叠州都督，在让李治提拔他。表面上看这是李世民传授李治驭下之术，并考验李世勣的忠诚。但实际则是淡化了自己对李世勣的重视与信任，置李世勣与一个相对安全的境地。

但随后事情的发展远没有那么和谐，但也没有脱离李世民的预期。只是褚遂良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立场，早早投靠了长孙无忌;李世勣身上的担子则被加重了;而李治要比历史想象中强大的多。最终，通过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这件事，在李世勣的支持下，李治一举扳倒了长孙无忌所代表的关陇士族集团。

一切好像冥冥之中早有注定，李世民这一煞费苦心的托孤安排，在关键时刻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