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个重文轻武的时代，文官与武将的地位十分悬殊，下面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武举制度最早出现在武周时期，《唐会要》记载：“长安二年正月十七日赦：天下诸州，宣教武艺，每年准明经、进士贡举例送。”在这时武举正式成为了与进士、明经地位相当的一大科举常科。武举的考试项目有射箭、骑马、负重、摔跤等。骑战技巧是当时考察的重中之重，对其他方面的关注还有所欠缺，处于非常原始的草创阶段。
到了宋朝，在崇文轻武的大环境下，武举制度相比前代还是有着很大改善的。主要体现在不止重视考生的身体素质与实战能力，还将更多的关注放在其军事才能上，开始从选拔“武人”到选拔“武将”的方向转变。并且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武状元”，在武将受到严重轻视的宋代，武举制度的完善发挥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下文将通过具体举例进行实际分析。
“杯酒释兵权“”前后武官的地位差异
《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
文官武将是国家治理中必不可缺的两类官员，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因此在宋代，尽管统治者对于武官极度厌弃与打压，但“扬文灭武”仍然是不可能做到的。重文轻武是当时稳定社会、加强中央集权的最优解，“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宋代统治者的这种倾向，成为宋朝数百年一贯坚持的治国纲领。
1.武官乱国的时代背景
宋代武官的地位与权力和文官相比相差极大，源于五代十国时期长期割据战乱的历史背景。宋太祖赵匡胤认为：“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通俗来理解就是“一百个贪浊的儒臣比不上一个为祸的武臣”，从此开启了宋朝长达三百余年的崇文抑武风气。
“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加强皇权，削弱地方武臣权力的开始。由于唐朝安史之乱的开始就是当时任节度使的安禄山领导的，因此宋太祖对节度使的权力进行了极大限制，将大部分行政权、财权、兵权都收归到中央手中，以强干弱支的方式消灭地方武官叛乱行为的发生。
2.大势所趋下的重文轻武
宋代将整个国家的发展与关注重心放到经济、文化的建设之中，整个社会倡导儒雅、尚和等与文人形象相近的风气，而刚健、粗犷等与武人形象接近的风气受到了百姓的疏远与排斥。对于武官的考察项目在这一阶段日趋完善，文武并重的考察形式让许多自幼习武但没有经历过舞文弄墨之事的“偏科生”望而却步，加之武官录取人数与文官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武进士在进士的总数中不到十分之一。
“武状元”中的代表人物
在宋朝神宗年间最早出现了与“文状元”相对的“武状元”的称呼，指在荣获全国武举第一人的殿试考生，这一称呼在其后沿用了数百年，一直到清代结束才被废止。宋朝的武状元当中涌现出了许多名垂青史的人物，他们共同支撑着宋代武官的这杆旗帜屹立不倒。
1.第一位“武状元”薛奕
“一方文武魁天下、四海英雄入彀中”这是宋神宗在薛奕与其同郡的徐铎共同斩获文武状元称号时予以的褒奖。薛奕祖辈世代为官，拥有超越常人的眼界与气度，早就看出了西夏与辽国虎视眈眈，蓄势待发。因此他习文的同时不忘习武，在殿试中一举夺魁，其后薛奕曾多次抵御西夏辽兵侵犯，在永乐城战役中寡不敌众身死沙场。
他的子孙继承了他的衣钵，他的儿子薛安靖在与金兵作战的过程中表现英勇，在儿子被俘的时候体现出其一心为国的赤胆忠心。靖康之难发生后在宋高宗的号召下率先发出反攻的口号，无愧为一代武状元之后。
2.最小的“武状元”朱虎臣
在《宋诗纪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人，他在殿试上射出十只箭九只射中了目标，又在朝堂上面对着百官滔滔不绝地谈论《孙子兵法》等兵书，被皇帝封为“武状元”，此时的他仅仅只有九岁，也成为了历史上最年轻的武状元。“孺子可教繄复谁，张良授书为帝师”，这种神童只会出现在开设童子科的宋代，这是空前绝后的创举，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宋代武举制度的一些状况。
背后显而易见的是武举人才的凋敝，尽管神童是存在的，但仅仅九岁就能荣登“武状元”之位，从侧面也能看出武官人才的稀缺，而在考试过程中将军事才能作为重点，目的是培养“军官”而非“军人”，但没有做过“军人”的“军官”往往难当其位，岳飞、狄青等著名将领也都非武举出身，造成了人才选拔与任用之间的脱节。
3.弃文从武的抗金名将徐徽言
徐徽言自幼学文，曾高中进士，随后弃文从武，在大观二年成为“武状元”。这并不是他一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而是其壮烈一生的开始。在靖康之难发生后，徐徽言发誓要为国收复失地，与金兵展开了数十次作战，杀敌无数，但由于粮食、武器等都消耗殆尽，徐徽言无奈被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说：“我受国厚恩，为国而死，死得其所，岂能向尔等屈膝”。
可见武举出身的将领虽然很少，但大多数都能成为视死如归的英雄豪杰。
武学的式微与武力的衰弱
宋朝重文轻武的倾向造成了一个难以挽回的恶性循环，习武出类拔萃的人因文化的限制无法在武举中大放异彩。武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员偏于军事理论而在实际的军事指挥中常常手忙脚乱，加之武举与进士、明经在录取人数之间的差异，整个国家也对武官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偏见，这就使得武官的质量在人数稀少的前提下仍旧参差不齐。全国范围内的崇文抑武，导致崇武的风气始终停留在极小范围的地区，武学也在这一时期进入停滞期。
1.武官与军事的隔阂
不可否认的是，宋朝的武举制度培养了许多的军事人才与军事理论家，但就总体而言，宋代的武举制度并未能培养出优秀的将领，也就无法改变宋朝军事实力的积贫积弱。这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首先通过武举选拔出来的武官数量是非常少的，而且重要的武官职位依然以世袭的方式为主，武官得不到充分的实战历练与上级信任，加上宋朝军队长期处于“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这种情况下武官的式微直接导致了宋朝武力的一蹶不振。
在宋代还出现了一种现象，就是武举出身之人以从军打仗为耻，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暂且存疑。从江伯虎等武状元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这种现象是确实存在的，本身为培养军事人才而设立的武举制度，却遭到了武举出身的官员的不屑一顾，在这种前提下这些上当然难当大任，也无法成为独当一面的名将。
2.高门槛下的低录取
根据史料，文进士与武进士人数的对比大约为18：1，此基础上武举选拔的是能够文武双全的儒将，文化素质与品德修养也作为考察的科目。以往对于武将的选拔大多是在贵族子弟中挑选，武举制度的出现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改变，但从录取人数与参考规模来看，宋朝统治者的这种设想成为了一纸空谈，武举出身的官员与武将在朝廷与抗敌中都未能形成一定气候，无法落实到实处，如空中楼阁般只存在于理想之中。
3.地域性造成的武学局限
在宋代开设了与文官进修相对的武举培养的武学，本该成为培育军事人才的摇篮，但因其要求过于严格，参与人数又少，不得不很快就停办了，以止戈为武为信条的武学观念在这一时段不可避免的发生倒退，对于武学的崇尚只停留在极个别地区，成为只属于一小部分人的追求。
常言道：“虎落平阳被犬欺。”平阳地处海盗猖獗的沿海地带，背靠南宋首都杭州城，尚武的风气与文人的大量流入让平阳的武学人才辈出，宋代的全部武进士中有接近四分之一都来自于平阳县，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造就了平谷人在武举考试中的独领风骚。但可惜的是这种风气未能影响到周边甚至全国对武学的兴趣，武学总体处于闭塞消退的境况当中。
总结
皇太极曾说过：“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文和武作为支撑起国家的两大支柱，无论偏袒哪一方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重文轻武造成了宋朝长久以来的积贫积弱，重武轻文又会走向纳粹式的极端帝国主义，这两种治国方式都会让国家陷入到深渊之中，唯有文武并重，才能消除祸乱，维持国家的太平昌盛。
宋代对于武举制度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改变与系统化的规定，让武官在重文轻武的大环境下在朝廷中保有了自己的一席安身之地。在武举制度中率先确立的择优录取，因才而适的选官倾向，对现代军事具有一定的借鉴与探索意义。
